从马来半岛南端至中国的航路，我们借助几幅中国和外国的地图来表述。
图7为英国牛津大学图书馆藏明朝万历三十八至四十八年（1610—1620）往来东洋（东南亚）、西洋（印度洋与阿拉伯海）的福建船民根据海上航行实践绘制的《东西洋航海图》（TheSeldenMapofChina）。该图描绘了以福建漳州或泉州为起点，经琉球通往日本兵库（神户）和五岛（长崎）的东洋航路；沿闽粤海岸、中南半岛海岸南下马六甲的西洋航路；以及经吕宋（菲律宾）、苏禄群岛南下爪哇的另一条西洋航路。
在越南海岸外的航路东侧，画了上（北）下（南）两组岛群，两组岛群之间注记“屿红色”；上方的岛群画一风帆自东北向西南飘扬，注记“万里长沙行船帆样”，表示西沙群岛；其下方画长条沙和点状沙礁，圆圈内注记“万里石塘”，与今越南南部标记“占城”的位置平行，相当于南沙群岛。这表明17世纪中国人对南海诸岛及往来航路已经有了清晰的认知（图8）。
明朝苏禄王来华航线印证了南海的航路。
《明史·外国列传》载：明永乐十五年（1417），苏禄国东王巴都葛叭答剌、西王麻哈拉葛吒剌麻丁、峒王叭都葛巴剌卜三人，携带珠宝、玳瑁等礼品，率眷属、太医、侍从等340多人来华。为赶上太平洋夏季西南季风的航海便利，苏禄王的船队没有向北直航中国闽粤，而是先向西，绕道爪哇、苏门答腊、马六甲，再沿越南海岸北上至中国沿海。一路惊涛骇浪，海途艰险，历经三个月，于当年7月到达福建泉州港。苏禄王受到明朝永乐皇帝接见，所获赏赐颇丰，不幸的是回程途中病逝于德州，葬于大运河畔。明清两代，德州苏禄王陵均获奉祀。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有两幅康熙末年朝廷为便于管理与东南亚各国的海上交往而绘制的西南洋海道针路图，表明清朝对南海航路的调查。
（1）康熙五十五年（1716），闽浙总督觉罗满保编制《西南洋各番针路方向图》，彩绘本一幅（图9）。
（2）康熙五十六年（1717），福建水师提督施世骠编制《东洋南洋海道图》，墨绘着水彩一幅（图10）。
图9和图10有着相似的形式和覆盖范围，都画出了东海、南海海域的主要岛屿，其中南海西部海域画了一块由长带状密集点组成的沙滩，注记“长沙”，这种表示法在以往的中国古代舆图中从未出现过。从地图样式分析，显然吸收了18世纪以前欧洲人地图上用线围合起来虚构的长带状群点沙条表示危险区的画法而摹绘。图9和图10的内容基本相近，唯注记用字稍有异。施世骠的《东洋南洋海道图》更侧重表现清朝管辖从福建、广东、浙江沿海通往南海周边诸国以及通向日本长崎的航路。图9和图10中南海诸岛的名称均使用汉字书写，有些是中国人自己命名，也有一些岛礁将西文音译转写成中文。
康熙五十六年（1717）春正月，清朝廷奉旨令广东、福建、沿海一带水师各营巡查南洋吕宋、噶罗吧等处入出商船，闽浙总督觉罗满保、福建水师提督施世骠分别编制了《西南洋各番针路方向图》和《东洋南洋海道图》，其用意是显示由福建厦门为始发港，与南洋诸国、东洋日本相互联系的海上航路的走向，以实施监管,为去京师北京向朝廷禀报时作参照。
施世骠，清朝水军将领，康熙四十七年三月乙未由浙江定海总兵官升为广东提督，康熙五十一年九月丁酉，由广东提督调任福建水师提督，直至康熙六十年十月壬午在福建水师提督任内病故。施世骠长期主持清朝浙江、广东、福建等地的海防，在其人生的最后阶段协助觉罗满保障卫闽浙沿海与外洋的航路，监管通商往来中的不法行为。
图11内中国沿海标记地名为镇江、上海、宁波、台州、温州、福州、兴化、泉州、漳州、潮州、南头新垵、广东电白；沿海标记名称的岛屿有茶山、普陀、定海、九山、北乌龟（在普陀之外）、鱼山、凤尾、南麂、东涌、海坛、湄洲、金门、厦门、南澚、大星、东姜、亏鞋、鲁万、乌猪、三灶，以上即经常与海外有航船往来贸易需要监管的地点。
施世骠《东洋南洋海道图》画红线表示海上航路，注记航路分合的节点、罗盘针的航向方位，航路所经地区的物产。从图上的航路分合节点及注记可以了解当年与中国海上贸易往来的地区和商品，由此可知，清朝统辖的福建、广东、浙江沿海通往南海周围诸国和通向日本长崎的航路与今天“海上丝绸之路”涵盖的海陆区域是一致的。具体如下：
（1）自厦门往日本（五岛、天堂、杀子马）航线注记。
“往日本从此去”，“用良寅针及甲寅针壹百肆拾肆更取日本港入”。
（2）由厦门以南洋面往东南洋分为两条航路，节点分别注记。
第一条航路“往吕宋从此分，用丙午针壹百肆拾肆更取圭屿入吕宋港”。
“吕宋出稻米、鹿脯、苏木、鹿皮、牛皮、每年贸易银数十万两，系大西洋载来。”
在吕宋圭屿外东南洋航路分线节点注记：“往文莱从此分”；“坤未针壹百伍拾更取文莱港”；“往汶（文）莱从此分”（文莱岛着绿色）；“文莱出珍珠、稻米、苏木、胡椒、黄蜡、冰片、朿香、科藤”。
自菲律宾吕宋岛、交览棉岛分途的航路。
左航路：“往苏禄从此分，丁午针伍拾更取苏禄港”；“往苏禄从此分”（苏禄岛着蓝色）；“苏禄出珍珠、稻米、苏木、胡椒、海参、黄蜡、冰片、沙金、朿香、火艾、棉、科藤”。
右航路：“往淑务在此分，巽已针肆拾伍更取淑务港”；“往淑务在此分”（淑务岛即今菲律宾宿务，着蓝色）；“淑务出珍珠、稻米、苏木、胡椒、海参、黄蜡、冰片、朿香、科藤”。
第二条航路“往咬留吧等国俱从此分，用坤申针壹百肆拾肆更取广南港”。
在海南岛东南洋面航路又一分为二，节点注记：
一路指向西北去交趾（今越南北部）：
“往交趾在此分，用干戌针柒拾伍更取交趾港口。”
交趾（今越南广宁省）注记：
“交趾出丝绢、金、红铜。”
另一路沿着今越南广南以南沿海南下，注记：
“用丙午针肆拾更取罗原头”；“广南出奇楠、沉香、朿香、棉花、象牙、鱼翅、燕窝、丝绢、桂枝”。
在中南半岛南部洋面，航路又分成数条，分别通向柬埔寨、暹罗（今泰国，古地图中写作暹逻，下不再注）和马来半岛：“用坤未针肆拾更取昆仑”；“往柬埔寨、暹罗从此分，坤申针三拾更过昆仑”。
分航路入柬埔寨港，“壬子针伍拾更入柬埔寨港内”；“柬埔寨出稻米、苏木、玳瑁、象牙、铅锡、药材、翠毛、科藤、西国米、燕窝、舡料、乌木”。
分航路入暹罗港，“庚酉针贰拾更过真薯，干戎针贰拾更过大横，干针贰拾更过小横，乾亥针肆拾更取竹屿，子癸针壹拾更入暹罗港”；“暹罗出稻米、苏木、玳瑁、象牙、铅锡、药材、翠毛、科藤、西国米、燕窝、乌木、船料”。
按：长沙、石塘、东洞、大昆仑、北昆仑、真薯、假薯、大横、山横、竹屿，以上地名均标记在中南半岛南部沿海，与我国西沙群岛毫无关系。
从昆仑岛分航：
“往丁佳奴大哖宋龟朥六坤斜仔从此分。”
在小昆仑分途：
第一，上航路（西北）“庚酉针陆拾更取大哖港”，分四途：
“乾亥针壹拾更入斜仔港”“辛戌针柒拾更取六坤港”“辛酉针陆拾伍取宋龟朥港”“大哖”。
第二，下航路（西南）“坤针伍拾更取丁佳奴港”。
在苏门答腊、马来半岛的诸港口有麻六甲、柔佛、东西竹、地盘、彭亨、丁佳奴、吉兰丹、大哖、宋龟朥、六坤、斜仔。
“斜仔、六昆（坤）、宋龟朥、大哖、丁佳奴、柔佛、麻六甲，俱出海参、燕窝、苏木、锡、科藤、佳文席、冰片、象牙、翠毛、稻米、海菜、降真香、虾米、鹿斤。”
在大昆仑岛航路分途：
左航线：“往彭亨在此分，坤申针柒拾更取彭亨港”；
右航线：“丁未针捌拾更过东西竹。”
在羡丹与东西竹之间（今马来西亚竺屿，又名奥尔岛）分四途：
左航路：“未针壹拾更入柔佛港（今马来半岛南端）”。
中航路：“壬子针三拾更入麻六甲港（今新加坡）”。
中右航路：“丁未针及丙午针贰拾陆更取馒头屿”，明牙与馒头屿之间。
“丁未针拾伍更取旧港”，一航路入苏门答腊旧港（今巨港）；另一航路东南行去爪哇岛入雅加达港。
“乙辰针及乙酉针贰拾更过琴山，丙午针贰拾更取头屿，午针拾伍更取入咬留吧港（荷兰东印度公司总部巴达维亚，即今印度尼西亚雅加达）。”
“咬留吧出胡椒、檀香、哔叽、哆啰哖、羽毛缎、佳文席、稻米、舡料、铅锡、丁香、肉果、大青、珊瑚、玻璃、紫檀、安息香、蜡、苏合油、冰片、琥珀、朿香、海菜、海参、燕窝。”按：哔叽属于欧洲人生产的毛料；安息香，指埃及生产的香，此物产反映东西方贸易之往来。
右航路：“往马辰从此分”，此航路去加里曼丹入马辰港。
“辰巽针捌拾更取吉宁马礁，巽针贰拾陆更取蚊阁，乙卯针贰拾肆更取港尾，壬子针拾更取入马辰港”；“马辰出胡椒、燕窝、藤、稻米、卑戎、系蜡、把石”。
康熙朝觉罗满保的《西南洋各番针路方向图》和施世骠的《东洋南洋海道图》，不仅指示了18世纪初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穿越南海的主要航路，而且也厘清了当前南海诸岛争端的一些误读。
还画出由福建厦门起航，经过“气”（东沙群岛）与“吕宋”（菲律宾）之间海域，到达菲律宾群岛各港口的航路。在靠近菲律宾吕宋岛航路西侧洋面上画了两座岛屿，北边的标作“猫士知无呢诺”，南边的标作“猫士知玛升禺洛”。笔者认为这两个地名音译很可能根据西班牙人编制地图上的岛礁名称BajoBolinao和BajoMarsingola的音译。已故韩振华先生曾经将注记“猫士知无呢诺”画成黄色沙滩环绕的岛礁，指认为黄岩岛。笔者认为韩先生的看法是不准确的。
1748年，英国商船“斯卡伯勒”号（Scarborough）在黄岩岛触礁沉没，此后英国海图明确了黄岩岛的位置并以沉船命名为ScarboroughShoal，从此西文地图上才陆续画出黄岩岛。
在此之前，欧洲人关于菲律宾西部海域航路的认知是根据1690年荷兰航海家威廉۰哈克（WilliamHack）编制的地图集《关于东印度海岸、河流的描述》
（Buccaneeratlas:Adescriptionoftheseacoasts…intheEastIndies）所表现的内容。菲律宾吕宋岛以西海域画了三个浅礁，用荷兰文注记：北礁Bovenwater（露出水面），中礁Zeeslange（海蛇沙洲），南礁CroesRocks（横向的岩礁），没有画黄岩岛（图11）。
1734年，西班牙传教士佩德罗·穆里略·维拉德（PedroMurilloVelarde）在马尼拉出版《菲律宾群岛水道与地理图》（CartaHydrographicaYChorographicadelasYslasFilipinas），表明西班牙人对菲律宾附近海域及航路的认识，该图中标出菲律宾近海的三个浅礁：Galit，Panacot和Lumbay。这三个浅礁与属于中国的黄岩岛没有任何关系，图内也没有表现南海诸岛（图12）。
清朝康熙五十五至五十六年（1716—1717）编制的上述两幅南海地图（《西南洋各番针路方向图》和《东洋南洋海道图》），画于1748年英国商船“斯卡伯勒”号在黄岩岛触礁沉没之前，所以不会画出黄岩岛。
无论是蓄意还是无意将那三个濒临菲律宾西海岸的浅礁当作黄岩岛，都源于未厘清外国地图上对南海诸岛名称的演进过程。笔者认为欧洲人对黄岩岛最初的认知，并命名为ScarboroughShoal，同菲律宾与近海的Panacot浅滩是毫无关系的。
1753年，爱尔兰地理学家、水文学家、制图师亚历山大·达尔林普尔（AlexanderDalrymple，1737—1808）来到印度的马德拉斯（Madras），为英国东印度公司服务达十余年之久，其间游历南中国海、苏禄群岛等地，1765年回到英国。1779—1795年，他在英国东印度公司从事测绘地图的工作，一生中制作了数以千计的海图。
1771年，达尔林普尔在伦敦编制了一幅《中国海海图》（ChartoftheChinaSea），献给好友—法国著名航道测绘师马纳维尔（DªAprésdeMannevillette），以感谢其为他提供了很多有关东方海洋的知识及多幅航海测绘图，所以兼用英文和法文注记（图13）。
图13标记了葡萄牙人的航海轨迹。1744年“威尔士亲王”号（PrinceofWales）的观测点，1755年哈德威克（Hardwicke）的观测点，描绘从马来半岛穿过南中国海至交趾半岛（今越南）、吕宋（今菲律宾）和中国沿海的数条航路；标注了1752—1765年，“海马”号（Seahorse）、“古德洛尔双桅”号（CuddaloreSchooner）、“象驼”号（Elephant&Camel）、“恒河”号（Ganges）、“伦敦”号（London）、“埃塞克斯”号（Essex）、“法尔茅斯”号（Falmouth）、“内普丘恩”号（Neptune）等多条船只的航行轨迹。这些船只大多来自英国东印度公司，穿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南中国海。
图13中在吕宋岛西部近海水域未标名称的三块浅礁西边，画出标记Scarboro的浅礁（即今黄岩岛）。地图上方的注记记载：TheShoalisplacedaccordingtotheSpanishAccount，havingbeenseenin1755byaShipboundtoManilafromMacao。注记的内容是“斯卡巴洛浅礁的位置是根据西班牙人的计算，在1755年被一条从澳门驶往马尼拉的船只发现”。斯卡巴洛浅礁与菲律宾吕宋岛西部近海水域的三处浅礁毫无关系。图13中那三处浅礁已经失去名称，抑或被海水淹没，使西班牙海军失去观测的基点，所以才有1800年再次派遣舰队寻找和勘测菲律宾沿海浅礁的行动。就是在那次航行时，西班牙海军没有找到吕宋岛西海岸外的那三处浅礁，而围着斯卡巴洛浅礁转了一圈，于是为了绘制海图观测基点，将与斯卡巴洛浅礁平行的吕宋岛西岸马辛洛克（Macinloc）港的名称移植到斯卡巴洛浅礁。正是200年前西班牙人移植了地名，才造成后来的菲律宾政府误以为斯卡巴洛浅礁是菲律宾原住民命名的。
1771年爱尔兰制图师亚历山大·达尔林普尔（AlexanderDalrymple）编制的《中国海海图》（ChartoftheChinaSea）清晰地描绘了从马六甲海峡穿过中国南海的各条航线。同时，在这幅地图上画了一处靠近越南近海用点线围合的Paracels岛群，在其右上方（东北方向）还描绘了另外一处标记Amphitrite的群岛，显然不是一处。Amphitrite群岛与中国西沙群岛位置相近，由此可以说明西方人想象中所谓的“ParacelIs.”（即帕拉塞尔群岛）不是中国的西沙群岛，而且并不真实。倘若对比所谓1834年越南编制的《大南一统全图》，很明显《大南一统全图》上用点线圈成的“黄沙”“万里长沙”岛群形状与1771年亚历山大·达尔林普尔编制的《中国海海图》非常相似。因此，越南模仿西方地图的形状绘制《大南一统全图》并标记“黄沙”和“万里长沙”，也是不真实的。
乾隆时期，因缅甸兴兵侵犯暹罗，并与清廷交恶，为便于乾隆帝和清朝中央政府了解暹罗及周边地区的情势，曾经画了两幅自广东去暹罗的地图，描绘由中国广东沿着海岸航行去暹罗的航路（图14、图15）。
乾隆三十年（1765），时有中国澄海人郑镛之子郑昭仕暹罗国为将，起兵驱逐缅甸兵，复兴暹罗，据陀那巫里（ThonBuri，今吞武里）自立为郑王（1767—1782）。适逢乾隆三十三年（1768）清军入缅甸战败，明瑞阵亡。清廷欲借助暹罗牵制缅甸，乾隆三十四年六月二十九日，两广总督李侍尧呈奏为遵旨《查询暹罗国情形由》折件，附《查询广东至暹罗海道程图》。
图14方位坐标上方为西，右侧为北，描绘自广东至暹罗沿中南半岛的航路及航程，在沿海各处贴黄注记以“更”计算航程。“更”为中国古代海上航行计算距离的单位，一更为两小时，以航船航行一更时间测算距离，图内称：“自广东虎门出口放洋，至暹罗城共一百四十八更；每更七十里，共计一万零三百六十里。”
乾隆三十六年（1771），暹罗王郑昭为与清廷修好，解送所俘花肚番（今缅甸）头目至广东，并进呈所绘水陆两地图，以期助清军进剿缅甸。此《暹罗航海图》（图15）即系乾隆三十六年军机处档案折件所附暹罗至缅甸的海上航程。
图15中显示中南半岛分属暹罗、花肚番和青霾（清迈王国）辖境，沿海注记各处港湾。图中方位上方为西，北方在右。
海上丝绸之路的航行要依靠季风。夏季盛行西南季风，南洋船只借风力顺航至闽粤，冬季盛行东北季风，则由中国回航。《暹罗航海图》在中南半岛两侧分别注记“暹罗海路至枋行于九月、十月之间，顺风扬帆十五六日方得到”；“枋行海路至红纱于十一、二月之间，顺风扬帆十五六日方得到”，即提示依靠季风驶航的航路和日期。枋行位于暹罗至缅甸海路中途，红纱即“洪沙国”，乾隆年间属于缅甸境域。
图14和图15反映了18世纪在中国南海航行的船只主要还是沿着东南亚陆地近海航行，两图中标记的沿海山峦应当是计算航行时间与航程的观测点。
自18世纪末，近代天文观星测量技术和罗盘针广泛运用于远洋航海，海上航船逐渐摆脱沿着陆地海岸的近海航行，此时编制的航海地图更加清晰准确地显示远洋航船的航线和航行轨迹。
1794年5月12日，在伦敦舰队街53号由Laurie&Whittle印制的《中国海及其若干入口新海图》
（ANewChartoftheChinaSeawithItsSeveralEntrances）（图16，收藏于西班牙国家图书馆门多萨地图专藏），由英国制图师吸收大量航海图稿、航海日记和档案资料，并经过天文观测校正而编制。该图采用以经过伦敦格林尼治天文台的经线为本初子午线的经纬网，用各种线条画出航海观测定位基点，标志出历次航船的航行轨迹，以及触礁沉没的海难位置。中国南海诸岛的多数岛礁都画在图上，分别标记名称，并标注潮位和水深。
由图16可见，theTriangles（三角，今西沙群岛），注记“1785年10月一艘瑞典船在此处触礁”。ScarboroughShoal（斯卡巴洛浅滩，今黄岩岛），注记“ScarboroughtheNegroesHeadSept.12th1748”（1748年9月12日斯卡伯勒号船在黑岬沉没）。
海南岛南边用点线围绕起来的封闭区域标记ParacelBank（帕拉塞尔浅滩），画了37座无名岛礁或沙滩，注记“FreshWater”（有淡水）或“RocksDryatLowWater”（低水位露出干岩礁）；注记“accordingtotheDriftoftheCochinchinesePilot，madeatManilla1764”（按照交趾支那领港员的草图，1764年在马尼拉绘制）；另一注记写在封闭区域南端外的9座岛礁间“IslesandShoalsaccordingtotheCochinchinesePilot”，意思是这些岛屿沙滩根据交趾支那（今越南）领港员（的草图）。
由此可知，图16内的ParacelBank是根据1764年交趾支那领港员的草图在马尼拉绘制，与这幅地图上其他英国人实测岛礁的画法显然毫无共同之点，而且不符合真实情况。这同时表明交趾支那领港员绘画的草图可能就是1834年越南《大南一统全图》虚构“黄沙”“万里长沙”危险区的本源。
其实自19世纪上半叶开始，西方人已经逐渐对越南沿海的航路和西沙群岛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往来于马来半岛与中国广东之间在中国南海航行的欧洲船只已经认识到西沙群岛与交趾半岛（今越南）沿海小岛之间的区别，那些沿海小岛屿和南海中的I.dePracel（帕拉塞尔）没有联系，I.dePracel标记逐步移向中国的西沙群岛，在新编制描绘中国海的地图上删除了那种用点线围合想象中的危险区域ParacelBank的画法。譬如：1869年，西班牙编制的《中国海总图》（ChartaGeneraldelMardeChina）描绘从马六甲海峡至中国香港两条穿越中国海（南海）的航路，一条航路从IslasYArrecifesdeParacel（今西沙群岛）与BancoMaccelesfield（今中沙群岛）之间穿过，另一条沿着南海东部陆地的IsladeBorneo（今加里曼丹岛）、IslaParagua（今巴拉望岛）、IsladeLuzon（今吕宋岛）航行，再转向香港。图17中已经完全不见那块虚构的ParacelBank，修正了以往错误的画法。